不知纲常大义。

到了乾隆时期，乾隆皇帝对程朱理学极为推崇，更是认为这个是治国根本。

三代君王的表态看似各有不同，但是有一条隐藏在深层的逻辑是相通的，那就是他们都不关心程朱理学本身的义理，仅仅只关心其中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纲常伦理，并且让臣下身体力行，但是如此一来清代理学在哲理方面并没有任何进步，走进了死角，最终甚至演变成为了贞节牌坊这一套专制统治理论。

回过头来看看，华夏原本并没有这些奇谈怪论，汉唐时期民间风气开放，唐朝贵族妇女能成群结伙地骑马外出郊游，男女交往也十分开放，彰显出华夏文明的包容与自信，即便是在理学发源之端的宋朝，理学也并没有真正深入人心。

曾经说话那句千古名句‘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’的理学家程颐，也并没有真正固守这个观点——当外甥女丧夫之后，程颐怕姐姐过度悲伤，便将外甥女接到家中，然后再嫁给他人，压根就跟守节没有什么关系。

但是，在经过了金，元，明三朝的发展后，理学日趋兴盛，而清朝初期理学虽然受到批判，但是后来又被奉为显学，更是因为前面所说的缘故，导致沉渣泛起，而这一次理学更是发展到了极端，将贞节变得十分偏执和狭隘。

在清朝中晚期，各地大肆兴起竖立‘贞节牌坊’的风气，夫死守节成了不可逾越的天理，甚至出现了未过门，有婚约，夫死也要尽节，被男子调戏也要寻死表明清白——女性被《内训》《训女宝箴》《古令列女传》等教条捆绑在理学的范畴内，也成为了各地地方官员政绩的一种体现，甚至各大家族也都将节妇视为荣誉，以致于出现了家族为了荣誉而胁迫女子自尽守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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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古今图书集成》有记载，整个唐朝明确记载的‘烈女’‘节妇’只有51人，宋朝增加到‘152’人，而到了明朝则多达27144人，至于到了清朝则明确受到旌表的贞节烈妇高达100万人，无数妇女的一生被毁灭在这种极端的教条下，同时也**了汉唐以降汉人的勇武与胆气，给整个民族背上了个虚伪的儒学道德牌坊。

到了**战争时期，理学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下，不仅没有交流的想法，反而进一步故步自封，强调‘严夷夏之大防’，而面对西方强大的军事实力，理学也出现了一定的分化，即所谓理学经世和理学修身，前者主张‘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’，后者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