也很难,还有,引用你说过的,我们在谈论的是阿富汗。我们在喀布尔没有大使馆。这使事情极端复杂,几乎是不可能的。”
“你在说什么?我应该将他扔到街头上吗?”我说。
“我可没那么说。”
“他受过**。”我说,想起索拉博脚踝上的铃铛,他眼睛上的眼影。
“听到这个我很抱歉,”安德鲁张口说,不过他望着我的样子,好像我们一直在谈论天气,“但那不会让移民局给这个小男孩放发签证。”
“你在说什么?”
“我的意思是,如果你想帮忙,可以捐钱给可靠的慈善组织,或者去难民营当义工。但在现在这样的时刻,我们非常不赞成美国公民收养阿富汗儿童。”
我站起来。“走吧,索拉博。”我用法尔西语说。索拉博倚着我,头靠在我的臀部上。我想起那张宝丽莱照片,他和哈桑就这样站着。“我能问你一些问题吗,安德鲁先生?”
“可以。”
“你有孩子吗?”
这下,他第一次眨眼了。
“嗯,你有吗?随便问问而已。”
他默默无语。
“我这么认为,”我说,拉起索拉博的手,“他们应该找个知道想要孩子是什么感觉的人坐你的位置。”我转身离开,索拉博跟着我。
“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?”安德鲁喊道。
“说吧。”
“你承诺过这个孩子带他回家吗?”
“要是有又怎样?”
他摇摇头,“真是危险的事情,给孩子承诺。”他叹气,又打开抽屉,“你真想要这么做?”他说,翻着文件。
“我真的想这么做。”
他抽出一张名片:“那么我建议你找个优秀的移民律师。奥马尔·费萨尔在伊斯兰堡工作,你可以跟他说我让你去找他。”
我从他那里拿过名片。“谢谢。”我低声说。
“祝你好运。”他说。我们走出房间的时候,我回头看了一眼。安德鲁站在长方形的阳光中,茫然地望着窗外,双手将那盆番茄藤转到阳光下,慈爱地拍打着。
“保重。”我们走过秘书的办公桌时她说。
“你老板应该礼貌一些。”我说。我以为她会转动眼珠,也许点头说“我知道,每个人都那么说”,诸如此类。相反的是,她降低声音:“可怜的雷,自从他女儿死后,他就跟变了个人似的。”
我扬起眉头。